1927年9月初怎样炒股配资，湘赣边界。
湖南浏阳文家市附近的一条土路上，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年轻人正急匆匆地赶路。他叫毛泽东，中央派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他刚刚在安源部署完工作，正赶往铜鼓，去指挥驻扎在那里的起义部队第三团。
那一年，革命的火种正在南方各省蔓延。也正是在同一片大地上，两年后的江西吉安，另一个人也走到了命运的岔路口——一个滇军出身的营长，带着满腔愤懑和对旧世界的绝望，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然后领着几百号人举旗起义，加入了红军。
这个人叫罗炳辉。后来，他成了红九军团的军团长，被中央军委赞誉为“战略轻骑”，被毛泽东夸为“牵牛鼻子的能手”。但再后来，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时候，这个当过军团长的人却没有得到任何职务——没人要他。
毛泽东知道以后，批评：“这是瞎胡闹！”
从佃农的儿子到红军的军团长，他只用了十年
罗炳辉是云南彝良人，1897年出生在一个穷到见底的家庭。父亲做佃农、做小买卖，长年被地主欺压，吃了上顿没下顿。罗炳辉从小跟着父亲在地里刨食，十一岁那年，因为跟当地恶霸发生冲突，差点被打死。
穷人家的孩子通常只有两条路——要么种地，要么当兵。1915年，十八岁的罗炳辉选了第二条。他跑到昆明，加入了滇军，从一个扛枪的大头兵开始干起。
这个人有一股子蛮劲，打仗冲在最前面，从不惜命。讨袁护国战争打了，他往上升；北伐战争打了，他又往上升。到了1927年前后，罗炳辉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营长了，攻克南昌的牛行车站一战，他带着人冲锋陷阵，打得相当漂亮。
但旧军队有旧军队的规矩——你能打仗没用，你得会做人。军中腐败成风，克扣军饷、吃空额、买官卖官，这些罗炳辉全看在眼里，心里愈发不是滋味。他不贪、不随波逐流，结果反而被上面怀疑“思想有问题”。1928年冬天，他被从部队里撵了出来。
一个打了十几年仗的营长，说赶走就赶走了，没有遣散费，没有退路。
走投无路之际，命运给了他另一扇门。1929年春天，罗炳辉到了江西吉安，当上了靖卫大队的大队长。就是在这个位子上，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有了实质性的接触。中共江西省委派来的滇籍党员赵醒吾找到了他，给他讲共产党的主张，讲穷人为什么穷，讲天下到底该怎么变。
这些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罗炳辉心里憋了十几年的那扇门。
1929年7月，罗炳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个月后的11月15日，他把靖卫大队集合起来，站在队伍前面说了一段话——后来被很多人反复引用：“早三天我们去‘剿匪’，后三天我们也要去变成‘匪’了。我们要跟共产党走，竖起红旗为穷人去打天下！”
他带着几百号人枪，起义参加了红军。
毛泽东后来评价这次起义是“英雄壮举”，称赞罗炳辉是“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
加入红军之后，罗炳辉的升迁速度快得惊人——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一个台阶接一个台阶地上。他打仗有一个特点：不蛮干，脑子活，能在绝境里想出别人想不到的招。
1930年底，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和朱德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战术，需要有人把敌人引进龙冈的伏击圈。这个任务交给了罗炳辉。他带着红十二军边打边退，故意丢掉大刀、水壶、草鞋，假装溃逃，把国民党第十八师一步步勾进了包围圈。最后，红军“关门打狗”，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毛泽东高兴坏了，说罗炳辉是“牵牛鼻子的能手”。
到了第三次反“围剿”，蒋介石亲自带了三十万大军压过来，红军主力不到三万人，刚打完第二次反“围剿”，还没来得及休整。毛泽东又把罗炳辉叫来，给了他一个更要命的任务：带着几千人，把几十万敌军引开，给主力争取喘息的时间。
罗炳辉二话没说，带着部队钻进了大山。他把队伍伪装成红军主力，到处插旗、放枪、做饭生火，十几万敌人跟在后面追得气喘吁吁，在山里转了个底朝天，却始终摸不着红军主力的影子。等敌人反应过来的时候，红军主力已经完成了休整和集结，随后打出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1933年秋，红九军团成立，罗炳辉出任军团长。红军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十个军团，担任军团长的无一不是赫赫有名的战将。罗炳辉站到了这个队列里，那一年他三十六岁。
一步走错，从将星变成了弃子
长征开始之后，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承担了最苦最险的任务——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转移。
他的部队一直走在全军最后面，前面的主力过了河、过了桥，他就在后面拖住敌人的追兵。湘江、乌江、大渡河，几乎每一个关键渡口，都有红九军团在后面拿命顶着。
最惊险的一次，是在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南渡乌江进入了四川，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负责在乌江以北断后。但等他赶到渡口时，浮桥已经被敌人破坏，渡口被国民党军封锁，红九军团一下子变成了一支孤军。
前有大河，后有追兵。黔军尤国才部紧咬不放，罗炳辉退无可退。
换了别人，可能就慌了。但罗炳辉反其道而行——既然走不了，那就打。他在老木孔附近的山地设下埋伏，以逸待劳。黔军一路追来，以为红军不堪一击，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伏击圈。一声令下，枪炮齐发，黔军五个团被打得溃不成军。这一仗，罗炳辉俘虏了对方副团长以下一千八百多人，缴获步枪一千余支。
打完这一仗，罗炳辉带着红九军团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地带独自行军四千多里，辗转腾挪，最终追上了大部队。周恩来后来给了红九军团一个极高的评价——“战略骑兵”。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则称罗炳辉为“神行太保”。
红军强渡大渡河之后，又是罗炳辉率部殿后，硬守了三天，然后毁掉铁索桥，彻底切断了追兵。中央为此特地表扬了红九军团，全军奖励吃了一顿肉丝面——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极高的荣誉了。
问题出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
两支大军在四川懋功会合，随即发生了路线之争。毛泽东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南下。红九军团此时改编为红三十二军，罗炳辉任军长，被划入了红四方面军的序列。
红军分裂，罗炳辉跟着红四方面军走了南下的路。
这件事后来成了罗炳辉命运的转折点。在南下期间，张国焘另立中央，罗炳辉在会上发了言，表态支持了张国焘的路线。他后来对人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去哪、跟谁走，都是上级的命令，我能不听指挥吗？”
这句话里有多少委屈，只有他自己知道。红三十二军划到红四方面军之后，他在组织关系上就归了那边管。上级说南下，他一个军长，能抗命不走吗？
但政治这件事，从来不看你有多委屈，只看你站在了哪一边。
1936年，南下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北上，最终到达陕北。接下来就是“批张运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运动本身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扩大化了，一些红四方面军的将领被牵连、被冷落。罗炳辉虽然是中央红军出身的老将，但因为南下期间的那番表态，也被划进了“有问题”的行列。
妻子杨厚珍承受不住压力，跟他离了婚。
1937年，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三个师、六个旅，编制有限，但该有位置的人都有了位置——当过军团长的，有的当了师长，有的当了副师长，最低也是旅长。名单排下来，轮到罗炳辉，纸上写着两个字：待分配。
一个当过红军军团长的人，在延安的窑洞里一个人住着，没有职务，没有部队。老战友见了面有人绕道走，有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罗炳辉后来跟老部下胡奇才说了一句话：“我去哪，跟谁走，都是上级的命令，我能不听指挥啊？我检讨了，他们又不接受。”
那是他人生里最灰暗的一段日子。
毛泽东的一句话，救了他，也救了一个将才
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很生气。
他说得很直白——罗炳辉当初南下，是被迫的，不是他的本意。他本来就是中央红军出身的将领，在红军时期立过大功，干过军团长。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之后，连个位置都没有给他，这不是瞎胡闹吗？
毛泽东早就多次重申过，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要一视同仁，不能搞另眼相看那一套。罗炳辉的遭遇，恰恰暴露了这个原则在执行层面被打了折扣。
毛泽东出面之后，事情很快有了转机。
全面抗战爆发后，罗炳辉先是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名义被派到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做统一战线工作。这个职务虽然不算带兵，但至少说明组织上重新认可了他的能力和资历。
到了1938年，真正的机会来了。新四军在南方组建，急需能打仗的将领。罗炳辉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而第一支队的司令员，是后来的开国元帅陈毅。
跟陈毅搭档，罗炳辉打开了人生的第二个战场。
1939年，他升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率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在津浦铁路两侧，他带着部队跟日伪军反复拉锯，用他独创的“梅花桩战术”一次次以少胜多。所谓梅花桩战术，就是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按梅花形布设伏击点，敌人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攻，都会被多个火力点交叉射击。这套打法简单管用，让日军吃了不少苦头。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重组，罗炳辉出任第二师副师长，后升任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他一手建立的淮南抗日根据地，直逼汪伪政府的首都南京，是整个华中地区最稳固的根据地之一。到抗战后期，他手下的第二师已经发展到四个旅、十一个团，兵力三万五千余人。
从延安窑洞里那个无人问津的“待分配”干部，到手握三万大军的一方主将，罗炳辉用了不到五年。
抗战胜利后，罗炳辉已经病得很重，高血压长期折磨着他。但他没有退下来。1945年10月，他率领新四军第二师主力北上山东，任第二纵队司令员。11月参与指挥津浦战役，一战歼灭吴化文部五千余人。
1946年4月，罗炳辉再次出山，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6月初，他支撑着病体指挥部队进攻枣庄。战报传来，枣庄解放，他靠在椅子上睡着了——炊事员端来的饭菜热了又凉、凉了又热，他一口没动。
从枣庄前线返回临沂的路上，1946年6月21日，罗炳辉在山东苍山县兰陵病逝，终年四十九岁。
临终前他说了一句话：“没能死在战场上，死在病床上，这才真叫遗憾。”
毛泽东后来评价罗炳辉：正派耿直，战争经验丰富怎样炒股配资，有军事才能，很会打仗。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将罗炳辉列入三十六位军事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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