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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接力棒，总是伴着时代的叩问传递。
从追赶者到引领者，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深圳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对“下一步怎么走”的有力回答。站在“十五五”的门槛上，新的叩问如期而至——
如何以“两业协同”重塑产业竞争力？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践行“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守住速度与规模的同时，一座超大城市靠什么走得更稳、行得更远？
这些问号，是时代交给深圳的必答题，也是我们策划“谋新局，圳出发”系列的初心所在。我们走到城市深处，把问题摊开，把路径探明，把信心留住。
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势。谋新局，圳出发。我们与这座城市一道，在新的坐标上坚定前行。
今年11月，第三十三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中国城市第三次承办这一重量级国际盛会。
借重大赛事、盛会实现城市能级跃升，在中国有着诸多成功先例。过去20多年里，北京借奥运会重塑了古都的国际形象，上海借世博会加速了国际化进程，杭州借G20峰会实现了从“旅游名城”到“国际会议目的地”的跨越。
早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深圳已响亮喊出“从这里出发”“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的口号。15年后的APEC“深圳之约”有什么不同？致力于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深圳如何抢抓盛会机遇实现“关键一跃”？这是深圳人共同的期待。
中国经济特区的国际化雄心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的发展历程，始终伴随着开放与更高水平的开放。当前，深圳推进国际化的进程正在加速。
从2025年出台的《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工作方案（2025—2027年）》到今年3月出台的《深圳市2026年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均展现了深圳提升城市国际能级的雄心、决心与耐心。
放眼全球城市榜单，深圳的表现颇为亮眼：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第九，GaWC世界城市名册Alpha-级别，全球城市竞争力排名第七。
然而，相较于深圳的经济影响力，与之相匹配的国际化水平还有着明显短板。在科尔尼全球城市指数中，深圳仅列第68位。在国际交往中心城市指数中，深圳也排在杭州之后。
盘古智库中东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兆一是深圳的长期观察者，他说：“深圳的短板，不在于经济开放度，这一点深圳毫不逊色，短板在于城市综合枢纽功能与软实力的积淀不足。”
从专家采访梳理出的建议中，有三个差距需要深圳更加努力去弥补。
其一，枢纽能级的硬件差距。深圳国际航线网络密度远低于京沪，作为亚太门户的连通性较弱。外籍常住人口占比远低于京沪；国际学校、涉外医疗、多语言公共服务配套相对薄弱。朱兆一直言：“外籍人才‘落得下来、留得住’的环境尚待形成。”
其二，制度型开放的差距。在商事仲裁、知识产权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议题上，深圳相比上海仍有不小距离。顶尖高校与基础科研机构集群的短板，让深圳更多是“产业创新高地”而非“科学中心”，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尚待培育。
其三，“人的国际化”不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指出：“深圳国际化不能只停留在‘买全球、卖全球’的货物层面，必须将开放精神真正落到实处。”他特别提到，真正的国际化不是让外卖小哥、基层人员学几句英语，而是要在社会形成包容开放的风气，让外籍人才愿意来、留得住，“不能只给实验室，还要解决住房、子女教育等实际问题。”
来源：深圳蛇口
受访专家直言，深圳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结构性短板，难以通过一两个政策周期快速弥补。但APEC提供了一个倒逼机制——正如杭州G20期间，从钱塘江畔的灯光设计师到西湖上护送各国元首的舵手“船老大”，每一个普通人的参与都在重塑城市的气质。而深圳同样需要一场系统性、长周期的国际化能力建设。
让APEC为深圳留一套制度遗产
随着盛会临近，所有人都很关心，作为主场，深圳如何办好APEC，更办好这座城市？
“APEC对深圳的最大价值，不仅是短短几天全球目光的汇聚，更在于留下一套可复制的制度遗产。”郑永年建议：“要把APEC期间的临时便利措施，转化为常态化的制度成果，才能实现‘办好一场会、提升一座城’的目标。”
G20峰会之后，杭州以立法形式将9月5日设立为“杭州国际日”，成为全国首个以地方立法设定国际日的城市。深圳可以借鉴这一做法，推动设立“深圳国际日”或“APEC遗产周”，将会议期间的通关效率、多语言服务、涉外接待标准固化为城市日常运营规范。朱兆一建议：“重点要提升医疗、政务服务的涉外便利度，解决外籍人士长期面临的‘留不下’问题。”
2001年上海APEC推动了中国加入WTO后的市场开放议程；2014年北京APEC达成了《北京纲领》和亚太自贸区路线图。更多专家也在期待，APEC的“深圳之约”能够形成“深圳方案”或“深圳共识”。
5月6日，APEC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深圳南山科创日上指出：“数字经济已占全球GDP的15%，但科技红利并未在各国间公平分配。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确保创新为人服务？”他指出，APEC的独特模式在于“没有一刀切的标准”，各经济体发展阶段不同、政策体系不同，APEC提供的是灵活务实的合作平台。
来源：深圳前海
佩德罗萨的话提供了一种思路：深圳不需要复制北京或上海的“全能型”路径，而应聚焦“科创立城、民营驱动、规则先行”的差异化定位，在亚太数字治理、跨境数据流动、人工智能伦理等领域率先探索一套兼顾效率与包容的规则体系，形成“深圳方案”。
世界经济理事会特使兼中国国别代表武雅斌则从产业维度给出了建议：借助APEC系列活动做两件事——一是“进”，引进一批在亚太区域中有影响力、有能级的机构和企业，不仅仅是世界500强，更包括各行业隐形冠军、成长型企业、标准组织；二是“出”，把科创的深圳、有实力的深圳推介出去。
他强调，如今中国制造的“出海”与以往不同，“是在国内高度竞争的市场中历练出来的商业模式，要造福当地、提升效率、降低成本，这需要研发设计、标准制定、法律服务等一系列生产性服务平台的支撑。”
重构“奇迹之城”的全球叙事
如果对照APEC理念，向世界讲述一个新的深圳，这个城市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说北京是“千年古都”，上海是“金融门户”，那么深圳向世界讲述的，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一座边陲小镇用四十余年时间蝶变为国际化创新都市的“奇迹”。在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深圳拥有独一无二的发言权。
首先，深圳是“硬科技自主创新”的实力窗口。 PCT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全国领先，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6%，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华为的5G、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大疆的无人机、腾讯的数字化生态成为全球认知的“中国名片”。APEC期间，当各国领导人走进这些企业的展厅，他们会看到：这里的创新如雨后春笋般拔节生长，既有市场“大浪淘沙”后的累累硕果，也有无数旨在突破边界的跃跃欲试。
与此同时，深圳是移民城市与阶层流动的样本。这里没有“土著”与“外来”的森严界限，每年数十万年轻人怀揣梦想而来，凭手艺和汗水在这片土地上扎根。“来了就是深圳人”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这座城市最真实的运行法则。深圳体现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奋斗改变命运的叙事逻辑——这一点，对同样面临人口红利转型、阶层固化挑战的众多亚太经济体而言，具有超越国别的感染力。
来源：广东文旅
深圳还是绿色超大城市的治理典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位居全国城市前列，公交、出租车全面电动化；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与城市CBD比邻而居，人口密度极高的超大城市，却上演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APEC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强调“科技为人”，而深圳的实践恰好回答了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科技如何为自然、为可持续发展服务？
英中贸易协会总裁白彼得建议深圳要善于借力香港。尽管香港不是2026年APEC的举办城市，但各国政要和企业代表团大多会经香港机场入境。他建议深圳像“十五运会”那样与香港密切协作，“届时场面将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更壮观”。这恰恰点出了深圳国际化的一条捷径：通过深港深度融合，将“一国两制”下的协作优势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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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谋新局 圳出发》
策划：甘雪明
统筹：杨磊 曲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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